前沿拓展：体脂率28.1女
编者按 近日，“北大健康论坛·2022暨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在京召开。会上，来自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国内医院和行业学会的负责人济济一堂，众多嘉宾从各自视角分享了关于健康促进事业发展的真知灼见，为全国健康管理同道点燃了智慧火花。为此，编辑部整理了会上6位院士的观点，以飨读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个人是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行动的意见》指出，要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为此，必须加强健康管理，而个人是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题中应有之义。近一项研究显示，44%的癌症是由可预防的风险造成的，其中重要的是喝酒、抽烟和肥胖，这些都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得到控制。
同时，我认为要把衰老和疾病区分开来。我们现在往往把衰老当作疾病调节，所产生的反作用其实。
我今年77岁。以我2007年、2010年、2016年、2021年的四次腰椎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为例，椎间盘突出、小关节错位、脊椎侧弯等异常呈现进行性加重，我认为主要都是退行性改变，是衰老的表现。尽管有些症状，但不用调节。
不过，衰老有时候也会演变成疾病。2013年底，我因运动过度导致椎间盘突出和小关节炎症加重，导致压迫神经，右腿肌力降到正常的30%，这就是的疾病了。当时我选择保守调节，症状得到控制。糟糕的是我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下降，人也不断消瘦。老年人一瘦，精力就会大不如前，于是我开始适度运动。
2019年2月25日我做了体质评估，然后在北医三院运动康复师的指导下，开始力量训练。到2019年7月15日，我的骨骼肌从26.7kg增加到28.1kg，体脂率从22.3%下降到20.7%，从精神到体力都有改良。我“尝到了甜头”，从那以后，一直坚持运动。现在我每周做三到四次力量训练，今年开始又增加了跑步，健身果更加显著了。
可以肯定，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脊柱还会进一步退化，现在体检发现的白内障还会加重，血管斑块还会增加，影像检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阴影。衰老不可抗拒，但我相信可以采取积极措施适当延缓衰老速度，提高生活质量。
借此机会，我有几点建议。首先，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加入自我健康管理。北京大学发起了白衣天使体质提升计划，以促进更多医护人员投入健身运动。目前在北大校友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些相关设备已经到位，各项工作正在展开。广大医护工作者要率先垂范，增强体质，做健康促进的传播者、示范者和推动者。
其次，要加强健身运动的科学研究。健身锻炼需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建立个性化训练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优化。为此需要丰富体质评估和检测手段，加强设备创新，以提升健康管理的有性和持久性。
后，要大力发展康复医学。目前我国康复医学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提升体质和恢复体能的需求。要想扭转这一现状，需改变康复调节在过去可有可无的边缘状态，提升其在医疗行业中的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
科技创新助力肿瘤医学发展
我国每年因肿瘤死亡的人数已达305万，肿瘤的新发病例位居世界第一。
与发达相比，我国癌症的五年生存率并不高，刚刚突破40%，而美国是66.7%，英国、加拿大、日本接近80%，有些北欧甚至超过了80%。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肿瘤疾病谱具有中国特色，胃癌、肝癌、食管癌和鼻咽癌都是中国特色的肿瘤。
肿瘤防治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要进一步发展它的分子流行病、预防和精神干预，在学术层面上要推进学科交叉。
目前，肿瘤医学发展快，也是我们研究探索的一个方向。
第一，预防。人类在生活过程中，基因组和环境不断相互作用，在同样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下，即使接触相同的致癌物或致癌因素，每个人得肿瘤的风险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应通过科学手段确定高风险人群并对其给予重点预防。
第二，早期诊断。我国的肿瘤防治政策是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要加大基因层面和蛋白层面的科学攻关，因为它的改变要远远早于形态学的改变。通过遗传变异、表观遗传和代谢异常找到更多的标志物，为肿瘤进行早期诊断，提高疗。
第三，个性化调节和预后判断。目前临床上经常会出现两种情况——调节不足和调节过度。临床上对肿瘤处于同一期的病人给予相同的调节方法，得到的临床果却完全不一样。因为肿瘤有很多深层次的改变。P53突变、BRCA1突变、Ras突变、Wnt突变、EGFR突变的临床病理学看上去一样，但实际上，在分子层面的改变是不一样的，所以用相同的药物调节产生的果差异性很大。推进肿瘤个性化调节势在必行。
近些年，靶向药物发展很快，特别是以肿瘤靶点为基础的肿瘤靶向药物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基于分子特征的免疫调节发展同样快速。如果只是单纯根据PD1/PDL1的表达判断是“冷”肿瘤还是“热”肿瘤，就会导致调节覆盖面小，所以目前用PD1/PDL1结合化疗、放疗等方法让“冷”肿瘤变成“热”肿瘤，增加调节受益面。
当前，多种PD1/PDL1靶向单抗在多种肿瘤临床调节中取得了成功，给中晚期患者带来了希望，提高了5年生存率。但由于肿瘤自身及肿瘤微环境异质性，免疫单抗完全肿瘤仍长路漫漫。
除了免疫调节，靶向调节未来发展方向应是基于肿瘤微生态环境的综合调节。RAS突变是许多癌症的基因驱动因素，如结直肠癌、非小细胞癌、黑色素瘤等。药学、化学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专业人才经过共同努力，研发出了RAS突变小分子抑制剂，让靶向不可成药蛋白变成成药蛋白。未来期待有更多靶向药物进入临床。
另外，单细胞技术拓展了肿瘤靶向范围，通过测序技术研究细胞内在改变，提高肿瘤调节敏感性。业界认为，单细胞技术是未来肿瘤医学的重要工具。液体活检可以应用于肿瘤诊疗中的癌症早筛、靶向调节、耐药性检测、MRD检测和复发/疗监测。基于人工智能的临床全链条肿瘤诊疗加速肿瘤医学的发展。
此外，临床数据、生活环境数据、遗传数据、生活方式数据、组学数据、病理学数据、临床检测指标、临床症状等通过AI+多模态数据分析后，可帮助医生诊疗。新药研发模型发生转变，基于类器官的新药研发更加贴近临床肿瘤的真实状态，帮助医生选择佳调节药物。这些都是未来肿瘤医学科研的重点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
健康中国背景下公立医院如何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该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此次健康论坛的重要内容。北医三院作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单位之一，正在逐步转变理念，从以调节疾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服务对象从以患者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
在具体落实方面，首先是门诊升级，提升就诊环境。其次是探索MDT门诊，为患者提供高质量、连续性的一站式服务。这其中既需要前辈专家的带动，也需要大力培养青年医生；推动学科间交流，促进学科规范化提升；解决好“专”与“全”的矛盾，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医院间加强服务，助力同质化诊疗。
MDT模式经历了从无到有、小步尝试、大步扩展、从有到精的发展过程。从医疗到教学、科研、服务，再到文化的凝练，基于多学科协作门诊的提升，不仅整体提升了医院品质，更重要的是让患者感受到了医学的温暖。
北医三院还依托该院医学创新研究院推进科学研究发展。医学创新研究院包括基础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学科科研平台和创新转化中心。北医三院以此开展了多项工作，如与目前国内好的仪器设备公司合作，围绕膝关节开展多中心、大队列、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等，这些都将为医疗诊断技术创新和药物研发作出贡献。
在健康管理中心内涵式发展方面，北医三院依托优势学科发展特色体检项目，其中包括与北医三院的特色学科运动医学科、康复科、心内科合作开展整体运动功能测评。运动医学科通过运动系统体格检查运动干预的性，心内科通过心肺运动试验实测有氧耐力，确定运动强度阈值；康复科通过功能评定的信度和度，指导制定有针对性的测评后运动方案，从而帮助公众提高身体素质，同时延缓衰老。
健康管理中心还与优势学科妇产科、生殖医学科合作开展女性健康风险评估。当前女性生育率不断下降，如何做好生殖能力的评估，给患者更好的生育指导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对于女性大健康的评估应从诊断调节不孕不育转向预防不孕不育，进而转向对女性的健康指导。
提升个人及团体健康管理业务，探索全生命周期管理新路径。多维度长期健康照护，打造专科片段化诊治与健康管理中心及社区的长期健康照护，实施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开通检后专病门诊，集团化发展同质化管理、转诊。通过体检中心、三级医院、社区服务站进行“三位一体”的防治，探索综合性管理的新模式，改良只检不管的传统服务，解决检后就医的“后一公里”。全链条打通检前评估、检后随访和专病门诊，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减少公众因恐慌心理而造成的过度检查，有的放矢地给予大众指导建议。
未来的好医院，不是只会开刀、看病的医院，而是要在医疗的基础上，更多地实施防治并重，走向公共卫生、走向社会、走向社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视健康、亚健康、高危和出现临床症状的疾病管理，将母婴保健、出生档案、儿童保健、成年保健、老人保健、临终关怀结合在一起，让社区、疾控、医院等各类机构合理分工、有协作，以、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使涵盖预防、疾病、康复、养老等的大健康事业更加公平可及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精神心理问题值得关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造成躯体损害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心理健康造成影响。通过对5万余名居民进行线上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抑郁发生率达到27.9%，焦虑发生率达到31.6%，失眠发生率接近30%，还有24.4%的人出现了急性应激症状。
其中，新冠肺炎感染者及其家属、一线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隔离者和因疫情失业的人均是疫情相关精神心理问题的易感人群。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它对民众精神心理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
根据进入21世纪以来几次重大传染病时期的流行病学数据，传染病大流行后医务人员和感染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均高于20%，大众的PTSD患病率也接近20%，并且在疫情暴发6个月后PTSD患病率较之前并无显著性差异。
除了新冠肺炎感染者外，前面提到的几类易感人群也是重点关注人群。有很多新冠肺炎病亡者，而病亡者家属可能出现的哀伤症状同样是一种精神心理问题，需要干预和调节。一线医务人员出现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高于非医务人员，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地区医务人员精神心理问题更为突出，值得特别关注。
精神心理问题的干预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尽早识别自身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心理状况评估是临床医学中对个体的情感、认知、行为的评估，主要目的是及时了解个体的心理状况，判断其是否存在潜在的心理健康问题，以便早期预防和干预。
精神心理问题的评估通常是多方位的。情绪评估可以通过观察法、交谈法和心理测量法进行判断。心理测量法常用的量表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自评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睡眠状况自评量表等。参考量表评分结果，医生可以对患者的情况作出基本判断。
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比如在疫情期间或疫情结束之后，出现过度担心疫情、情绪不稳定、紧张和恐惧、失眠、心情低落、记忆力下降等精神心理问题，或者出现食欲下降、心慌心悸等躯体问题，说明可能产生了过度的压力反应，需要及时调整或就医。
睡眠对于健康至关重要。若疫情期间或之后出现了入睡困难、早醒、多梦等情况，表明我们可能出现了睡眠问题。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由此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精神问题，如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等。睡眠问题也有很多筛查和诊断工具，如常用的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Epworth嗜睡量表等。客观的睡眠需要通过PSG（多导睡眠监测）评定，这是评判睡眠问题的“金标准”。
公众一旦怀疑出现精神心理问题该如何调节和干预呢？我经常告诉患者，发现坏情绪后要正视它、接纳它，并允许它的存在，学会与不良情绪共处。另外要强调规律作息、良好饮食、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状况是抵抗病毒感染的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严重的抑郁、焦虑障碍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接受药物调节或心理调节。
新冠肺炎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了精神心理问题，其中绝大多数是一过性的，还有少部分无法得到有缓解，逐渐发展为慢性的精神障碍，如PTSD等。因此，对于疫情相关的精神心理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良好的心态和规律的生活，遇到问题及早进行筛查、识别、干预，防止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丹：
健康科技发展离不开原始创新
在健康科技蓬勃发展和我国高度重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健康科技创新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健康促进与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健康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相关政策管理的保障。
我国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工作。2020年，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方案》提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科学探索不断向宏观扩展、向微观深入，交叉融合汇集不断加速，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科学突破，有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产生颠覆性技术。所以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放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才能抢占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科学哲学家提出了研究范式转移的概念。科学研究分为两类，一是常规科学中的创新性研究，即在现有研究范式之下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发展，推动科学的累积性渐进，即“从1到N”的累积性研究；二是导致科学革命的创新性研究，通常是对原有研究范式的颠覆，属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突破，促成了科学革命的发生。
曾有学者对Science 1999年到2012年这13年间十大科学突破的335篇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大多数科学突破都属于问题驱动且与已有研究相符的渐进性研究，即“从1到N”的研究；而发生范式转移的创新突破性的研究、“从0到1”的研究很少见，从科学的门类来分，主要为生物学、医学、物理学，从研究类型来分，以基础研究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医学的知识积累和核心技术积累仍显不足，我国在生物医学和医学领域的知识积累与美国和欧盟等国还有一定差距。根据统计的Nature科技论文总量，2016年中国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工程学论文数量也超过了美国；2007年开始，中国论文数量超过欧盟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一，其中工程学贡献多,但中国的生物学和医学论文数则与美国和欧盟总和的数量还有一定的差距。
当然，从2015年到2016年的趋势看，上述差距在逐渐缩小。根据国际经验，从实验室基础研究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的转化，时间大约需要15年到20年，而知识积累是关键核心技术与重大创新产品的基础，知识积累不足会对与人民健康密切相关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保障造成不良影响。
不同科技强国的路径不同。从“需求引致科技创新路径”“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两个维度来看，德国、日本是核心技术供给导向；英国是基础研究供给导向；美国是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供给导向和需求引领的科技创新导向两条路径；而印度是需求引致的科技创新路径，但是忽略了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的构建。我国正处在从科技创新大国向科技创新强国转变的阶段，针对现有的科技创新能力，应该采取介于需求引致的科技创新路径与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之间的路径，设计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强国路径。
突破性创新和原始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规划性，研发投入和需求的平衡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健康科技创新链条长、风险高、投入大。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重视创新文化，弱化短期评估，重视长期评估；重视长期稳定的投入与竞争性资助的平衡，重视数据推动；重视创新和应用的协同和平衡；兼顾大小团队资助规模，加强学科交叉。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
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息息相关
在健康管理中，个人虽然是第一责任人，但却难以控制外部环境的影响。大气污染是一类致癌物，数据显示，每年因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约有700万，其中因PM2.5死亡的人数有400多万。整体而言，空气污染具有人群易感性，它对患病人群的过早死亡贡献超过20%。具体而言，40%的慢阻肺过早死亡、20%的新生儿死亡和20%的糖尿病死亡都是来自空气污染。
健康中国提出，203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从现在的77.8岁延长到79岁。有学者估算，如果中国的PM2.5值降到世界卫生组织新的指导值5微克/立方米，我国人均预计寿命就可以增加1.2～1.4岁。这表明单从空气污染治理的角度就可能实现2030年人均寿命79岁的目标，当然这只是风险评估的结果。
空气污染物PM2.5成分复杂，它不是单独的化学品，而是多种化合物的混合，且粒径大小不同。PM2.5进入人体后可能沉积到肺泡，穿透心血屏障，甚至是血脑屏障，影响人类神经。另外，不同疾病、性别、年龄的人群对PM2.5的易感性也不同。
流行病学研究通常假设所有个体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个体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关注个体和人群易感性，一方面有助于个体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更好适应环境，另一方面能够推动面向易感人群的针对性公共防护政策的出台。
不同疾病状态下的患者在空气污染暴露状态下的反应也不同。如糖尿病是代谢紊乱综合征，患者身体处于长期慢性的炎症状态，而大气污染往往是通过炎性来影响人体各个器官，为了确定两者间的相关性，我们开展了一种流行病学的研究设计——定群研究。
该研究除获得大量环境暴露的结论之外，还可以结合多组学研究来解释它的发生机制。该研究在上海糖尿病人群中发现超细颗粒物与呼吸系统炎症有稳健的关联，但由于研究只针对糖尿病人群，因此无法证明他们一定比健康人群更易感。在后来的研究设计中，我们增加了病例对照，以对易感性进行更加深入且系统的分析。
通过一系列研究，我们发现糖尿病前期人群对空气污染更加易感；血糖代谢紊乱会加剧PM2.5对血管功能的损伤，导致血管弹性降低、内皮功能失调；我们还发现慢阻肺的呼吸系统炎症对空气污染更加易感，肺功能较差的人群对PM2.5导致的系统性炎症更加易感；我们还获得了鞘脂在PM2.5影响动脉粥样硬化中介作用的证据。
在研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多组学的方式，把暴露组学与转录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结合起来，进一步解释大气污染暴露导致个体健康应易感性差异的机制。通过机制的研究能够进一步论证个体对空气污染易感性的因果关系，对预防疾病、保护健康意义重大。
至今我们团队已经对10个人群开展了大量研究，也获得了一些相关成果。在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开展研究时，我们选择的人群是参与体检年检的大量人群，而体检本身又对个人的健康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易感性的意义在于，如果能够识别出环境污染对每个个体或亚人群健康的影响，那么公众在体检后将能够获得更为科学有的健康管理指导性建议，增强采取环境污染的个人防护措施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和社会层面，有助于将易感性作为特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从而更大程度地保护人类健康，增强环境公平性。
原文载于《医学科学报》 (2022-09-23 第5版 封面)
拓展知识：体脂率28.1女
还有整形疑惑?想了解更多整形医院价格信息?可以点击
【在线咨询】与整形顾问一对一沟通，免费为您提供医院对比、医生对比、价格对比等服务喔~!
